多年前我当班主任，开学第一天，有一位新生临近中午才来报到。正是吃饭时间。我说：“你先别办理缴费手续了，赶紧拿着‘朋’去食堂吃饭吧。”学生先是一愣，待了一下，然后怯生生地问我：“老师，你让我拿着什么？”“‘朋’啊！”我答。学生依然一头雾水——“什么‘朋’？”我说：“就是吃饭的‘饭朋’。”我还朝他比画了一个吃饭的动作。新生恍然大悟：“哦，是饭盆啊，老师！”
学生打饭去了，留下我，尴尬在那里。
我是在一个偏僻农村读的小学，老师是代课老师，上课用的是清一色的方言俚语。倒是师生彼此并无违和感，反正无论说什么，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明白。我直到上了高中之后，才知道我的读音存在问题。那一次，是上课回答问题，我讲到《白毛女》里边有一个坏人，名字叫“杭四仍”。课上，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这个回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。唯独一个女生，下课后，笑着走向我说：“你呀，那坏人的名字，三个字，你一个字也没读对。”她还教我：“那三个字，读‘黄世仁’，不是‘杭四仍’。”说完，女同学就蹦蹦跳跳地走了，而我僵在教室的角落里，满心里疙疙瘩瘩。那个女生的普通话很标准，一说话，就像播音员似的，听得人满耳朵都是泉水叮咚。
有个晚上，我被一个老师叫到宿舍。我努力地回忆着上课的画面，想自己在哪里犯了什么错误。正当我在脑海里一幕幕过电影的时候，老师拉出椅子，对我说：“你别紧张，我想写篇论文，是关于方言调研的。”我方才知道，我说的话叫方言。而我说的方言，是适合被调研的……
离开校园，刚上班时，我在一个小单位，那里有个小小的食堂。食堂里，有两个师傅，他俩配合，做得最好吃的菜就是豆腐炖肉了，每天还不到饭点，就搞得香味诱人。他俩一个姓宋，一个姓孙，但都不爱搭理我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管他俩都叫“松师傅”，还因此搞出过误会，真是苦煞我也，我心里嘀咕一句：赶紧去练普通话吧，不然，没人缘不说，豆腐炖肉也吃不上了。
动力足了，我真的开始认真练习普通话。时光飞逝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的普通话地道了很多。
如今，我来冀中平原这座小城快三十年了。小城的人也说方言，但听起来和普通话没啥不一样。尤其是孩子们，读起课文来，个个字正腔圆。我身在其中一直耳濡目染，自我感觉听说功力提升不少，也感觉到，会说本地的方言，才算真正融入了这座小城。
有一回打个车，跟司机大哥对话，我故意说起本地方言。司机大哥说：“你不是本地人吧。”我强撑，说：“我就是本地人，你听我会说方言。”司机大哥再看我一眼，摇摇头说：“不像，你的话口音很重。”我在心底里“啊”了一声，仿佛自觉藏得很深的秘密，被别人一眼瞥见。我赶紧似解释非解释地来一句：“是这样，我来咱们这个地方，快三十年了。”
漫漫人生，我的普通话是练出来了，异乡的方言也在努力学习，但乡音依然记得，而且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容易因有口音而尴尬。
乡音是一个人一辈子的烙印，完全“抹去”这烙印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就算远离故乡许久，也还是会记得。现在的我，对此已坦然悦纳——生活中，话一出口，带着点口音其实也挺好，让我始终知道自己是谁，记得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（马德）
(编辑： 吴嘉祺)
